1、我们不是以信仰代替怀疑；我们信仰并同时怀疑。我们都是多马。P14

2、怀疑者的怀疑就是信念；他的诱惑就是信仰，而且是一种即便身处世俗时代仍未被完全消除的诱惑。P24

3、所谓“世俗”者，正是这样一个争竞的、交叉压力的、为幽灵所缠绕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消灭了信仰与超验性，以及为经验主义所扁平化的世界。P35

4、我们现代“世俗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之间的差别，并不必然是可供选择的信仰之不同，而是“什么才是可信的”这一默认假设的差别。P38

5、当我们接受了自然主义对我们曾经归因于超自然力量之事的解释之后，这个世界变得日渐祛魅。宗教与信仰随着科学对迷信的驱逐而逐渐枯萎。P44

6、很多福音派正在对其基要主义遗产中的“二元论”做出反应，这种二元论似乎只看重“天国”的价值，而没有对“此世”生活的重要性做出功能性的肯定。他们对此的反对体现为一种对“创造之善”以及社会公义之重要性的新强调。P78

7、一旦上帝的角色被（我们应该加上他的捍卫者）化约为一个自然神论的主体，谢幕的时刻便要到了：因此，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越来越作为一种可行的灵性观深入人心，而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仅由少数人掌握……那些观点——即人们据以把上帝视为秩序的力量之必不可少的源泉——开始褪色，并变得难以察觉。P83-84

8、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努力想要实现的、内在性中的“道德完满”，原来就是“圣爱类比”，因此它有赖于基督教。P88

9、道离肉身是去实质化和抽象化的运动，是一种对于具体化的特殊性（以及共融）的厌恶与逃离。它将成为一种“净化的”宗教——既是仪式与圣物的净化，亦是情感与身体的净化——康德的“理性”宗教即是这种宗教的典范。P90

10、保护我们的自我“缓冲”同时也封闭及孤立了我们。这种隐忧正是缓冲的认同的特点，这种无懈可击感虽将邪灵、宇宙力乃至上帝挡在门外，但其危险之处在于，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坚守。P98

11、不可思议性不再是一个选项；因此如果信仰者没有在理性上可证明的答案，而只能述诸上帝的“隐秘”的意志，那么天平便会倾向于我们所知道及理解的答案。P101

12、不满和空虚能够驱使人们返回超验性。但通常——也许现在更是如此——对这一难以摆脱的关于缺席的压力，人们会在内在性之中寻找“治愈”的方法，而正是这一要求产生了新星效应，即在内在秩序之内寻找爱/意义/价值/准“超验性”。 P106

13、一旦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完全世俗的时代，上帝的永恒以及伴随的创世期就会慢慢成为仅仅是一种信仰而已，……甚至是信仰者最终去捍卫一种有神论的宇宙，而非圣经中的造化。P109

14、转向不信的人讲述的永远只是化减故事。……当这些转向不信者以“成长”和“面对现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并因此把信仰描绘成在根本上是不成熟和幼稚的——他们的“见证”暴露出他们所放弃之信仰的简化样貌。P117

15、世俗化2理论家的“无思”——即其对世俗性的解释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泰勒认为这种视角认为宗教一定会衰落，要么因为宗教是假的，对此科学做出了证明；要么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用药剂治愈皮肤病，宗教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要么因为宗教奠基于权威之上，而现代社会给予个人自主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或者是以上这些原因的综合。P123

16、宗教不仅是一系列关于超自然实体的命题式信条，也不仅是一种认识论及一种形而上学。它在更根本的层面是一种生活方式——且在泰勒看来，一种“宗教的”生活方式呼召我们超越纯粹对此世的生活，超越纯粹“人间的福祉”。P125

17、对今天很多年轻人而言，在他们自我意识中占据更大地位的，是某些风格，而这些风格是他们在其小圈子中所享用和展现的，但它们又是通过媒体以及与明星（甚至某些产品）的关联而被定义的，而这种自我意识正日益取代对更大规模集体的归属感，例如国家，更不用说教会、党派、游说团体等。P130

18、在一个本真性时代中，伴随着表现型的个人主义视野，我们有了一个质的改变：“我参与的宗教生活或宗教实践不仅必须出于我的选择，而且它还必须对我有吸引力，它必须讲得通，而且是根据我所理解的灵性发展。”变现主义者铸造了她自己的宗教，她自己、个人的耶稣。P132

19、“在现代世界，信仰上帝的条件提高了，在其中，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困惑、敷衍或心有保留的情况下就诚实地、理性地信仰上帝。”……上帝之死被视为科学的判决和当代道德经验所产生的效果。P149

20、依据“属灵的”诠释学，即便我们最好的“正常”，也会为张力及不安所困扰。……信仰要求会产生严重的冲突，这一点反映的不是它们的天然本质，而是我们真实的堕落困境。P160-161

21、“现代基督教意识”认可地狱的没落、对赎罪的司法-惩罚模式的拒绝、对神圣暴力的任何解释学的拒绝，并且承认人间福祉的全面价值。但它不能接受内在性中的自我封闭，并且意识到上帝已经在基督的生与死中赋予苦难和死亡以一种新的转化意义。P171-172

22、开始的时候这种“跳跃”似乎是自下而上的：亚伯拉罕是一个英雄，一个征服者。但后来我们会发现这种跳跃其实是由一种类似恩典的、向下的力量带来的：正是“亚伯拉罕的启示”产生了效果。“伴随启示的是一种能力的恩赐”，而伴随基督而来的则是进一步的启示，它带来作为一个新礼物的力量。P176

23、我们的行动天然有一种目的论，且它似乎总是暗含地具有一种“终极性”，即便我们时常更关注那些次终极的东西。因为，永远有一种“元问题”萦绕着我们——特别是当“意义”需要澄清的时候：“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P180

24、在我被激发帮助贫苦者、脆弱者甚至不值得帮助的人之同时，我也在表扬自己，认可我的道德优越感。因而时间一长，如果其他人无法表现出同样文明的对他人的关注，我便会觉得受挫……你的博爱变成了厌恶人类。P186

25、乏味与厌倦是现代性的魔鬼。……在泰勒看来，正是我们的不快乐、我们在这些状况中的焦躁，让我们有理由论说人类中“对永恒的渴望”，即汇聚散落的意义时刻，使之成为某种整全。P192

26、他们都曾带着一种“封闭的”解释生活在内在框架之中，但是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和程度感受到了超验性的交叉压力，以至于他们皈依了：归向一种“开放的”解释，通常是基督教。他们并没有因此便得以脱离内在框架，但他们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在其中。P194

27、荒原的乏味伴随着无法消除的超验性之持续压力……一些人将会开始感受到——并且坦白承认——一种封闭性解释的不足。并且一些人将会以他们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开始怀疑“出世”是否并非通往完满的道路，自由也许可以在约束的礼物中发现，基督教崇拜中那些奇怪的仪式也许是对最深刻的人类渴望之回答。P203-204

来源：本文选自：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A. Smith）《如何（不）世俗：解读查尔斯·泰勒》，英文书名《How (Not) to Be Secular：Reading Charles Taylor由陈姊妹阅读并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