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种折衷的改革方案导致了一些基督徒的不满。这些基督徒多从欧洲大陆游学归来，深受慈运理（UlrichZwingli）和加尔文（JohnCalvin）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英国国教会虽然断绝了与天主教的官方联系，但在礼仪和神学上依然保留了太多天主教“遗毒”。他们便开始在教会和城镇中要求彻底废除圣公会的繁文缛节和华丽装饰，并彻底接受双重预定论和圣餐临在观等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因为他们想“清除”（purify）教会内的天主教残余，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们为“清”教徒（Puritan）。清教徒在英国并不指代某一特定时代或地区的人群，而泛指一切“情绪热烈的新教徒”。（第一章）

2、清教徒在波士顿设立的教会称作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Church），历史上以设立严谨的神学教育、严格的会众选拔制度，以及各教会遇事自决的自由著称。（第一章）

3、清教徒重视教育：在1700年，欧洲的成年男性识字率基本在40%左右，而在大洋彼岸康干盛世下的大清王朝，男性识字率估计只有2%。然而在那时候的马萨诸塞，男性识字率已经达到90%，女性识字率也不低，是毫无争议的全球教育领头羊。（第一章）

4、合同（或契约）的目的是规定甲方和乙方必须要尽最低限度的职责以及双方至少应得的利益，在此之上则一般不会再作要求。在社会契约论中，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往往是一种基于个人利益的斟酌权衡——我给国家多少税收，而国家又能给我提供多少保障。圣约则不同，它的目的是鼓励参与者活出越发神圣的生活，操练越发高尚的品质。合同是一个“兜底”的文件，而圣约“上不封顶”。（第一章）

5、一个强调改革宗教义之“纯洁”的教会则能确保人民的自由不会无序，也不会偏离基督教正统，反而能在人民中培养极高的道德水准。公民整体道德素质高，选举人的道德素质必然也高，因此他们能识破政治作秀的小丑和道德卑劣的政客，而选出德高望重的长官。而长官的权威反过来又可以打压宣讲异端者，保证教会纯洁和教义纯正。教会——人民——长官这三者之间因此形成了彼此造就、彼此监督的良性循环。（第一章）

6、不过马克思韦伯的这一论点，如今在学术界有很多的批评和争议。放眼欧洲历史，大部分历史学家的共识是，在十六世纪，我们基本没有证据证明新教国家或城邦比天主教国家更富裕，也没有证据证明新教徒工作的热情或生产的财富明显超过了天主教徒。（第一章）

7、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不仅表明其深厚的个人道德感，更是一个充满政治意义的宣言：世上一切人，包括压迫犹太人的罗马政府，甚至正在处死他的罗马士兵，都不是最终意义上的魔鬼，也不是耶稣最终意义上的敌人。这意味着，对于世上凡人而言，无论我们如何区分敌我阵营，这种区分都不可以上升到绝对妖魔化的地步。任何试图建立绝对化的敌我关系的意识形态，都容不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因此日本人不是最终的仇敌。

全然败坏、不是完全败坏：如果人性像一些嫉妒我们的政治对手所渲染的那样（彻底败坏），那结论只能是人们没有足够的美德施行自治，因此只有靠暴君的铁链才能管束住我们不去吞噬消灭彼此。（第二章）

8、建国时期的基督教与今日基督教右翼的不同：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基督教共和主义非常重视政治参政人物的公民美德，尤其是谦卑、博爱和法制精神。在理想的基督教共和主义者眼里，我们针对一个总统候选人最需要问的问题是，具体来说，他是否垂涎权力，贪恋权力，甚至败选后不愿放手权力；他是否展现出谦卑的人格，愿意接受他人的劝诫，承认自己有犯错的可能；他是否尊重法律和良性的政治传统，是否接受法律的管辖；他是否遵守民主共和传统，承认另一政党也是合理合法的；他是否承认客观真相的存在，还是他强调“alternativefacts”。（第二章）

9、前千禧年主义认为，主耶稣再来之前，会经历社会的混乱、自然灾害、敌基督，然后基督才会开启千禧年。后千禧年认为，主耶稣再来之前，先是社会进步、物质繁荣，这段时间过了之后，才是主耶稣的再临。（第三章）

10、今日大家所熟悉的赞美诗《兴起，兴起为耶稣》（StandUp,StandUpForJesus）也与废奴运动有关。作者乔治·当费尔德（GeorgeDuffield）作此曲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将对上帝的热情与废除奴隶制度相结合。（第四章）

11、奴隶制度的支持者不仅大量引用《圣经》，而且从《圣经》得出黑人被奴役是合理的这一结论。根据《创世记》9章的记载，挪亚醉酒之后，赤裸身体睡觉。含看见后将这事告诉两个弟兄。挪亚醒后就说，迦南（含的儿子）当受到诅咒，必给他的弟兄们作奴仆。十九世纪的很多美国人认为黑人是含的后裔，是被诅咒的群体，对其奴役有《圣经》基础。（第四章）

12、公民宗教源于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家卢梭创造了这一术语，大革命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如更改日历、革命游行、革命建筑物、领袖崇拜都是公共宗教的内容。（第四章）

13、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宗派的分裂过程总是会伴随信仰立场接近的少数派人离开，然后这些少数派会慢慢演化形成新的教会和宗派。因此分裂形成的新宗派会更加强烈坚信自我立场的合理性，内部的不同声音会更少，或者被压制。这种神学立场的同质化过程往往伴随着神学的极端化。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美国基要派教会在1930年代之后神学上的逐渐极端化。（第五章）

14、在基要派眼中，自由派是信仰苍白、被时代文化潮流裹挟的一群人，是注定不得救的群体。基要派需要远离这些人并建设自己的小圈子。自由派的认知则完全相反，在其眼中，基要派是一群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都偏低的底层人士，其偏狭的世界观使之无法理解复杂、有机、生动的现代世界，基要派只有在自我狭小的世界中寻求喃喃自语的精神安慰。（第五章）

15、庞大，在教区制度之下，教区内部有不同种族、社会阶层的信徒。美国新教教派的形成，基本上是社会经济收入、教育和种族塑造的产物。换言之，经济收入、受教 育程度和种族一致的人群，会逐渐演化并形成自己的教会和宗派。（第八章）

16、从黑人平权到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身份政治这一概念直至1979年才被学者初次使用，而它的定义也始终模糊。但总体来说，身份政治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一个参政群体的特殊历史体验，或者说他们自身的“叙事”，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权力的理解不仅密不可分，而且应当借助政治力量得到表达。 （第九章）

17、个人主义的实际威胁：大型资本企业最舒适的运作环境之一就是绝对个人主义的社会，因为原子化的 个人基本无力抵抗资本的力量。最有力抵御大型资本力量的向来是有组织的民事机 构或公民社会，如工会、俱乐部、教会，以及立志服务本地社区的中小型企业等。 但要维系这些大中型民间组织，整个社会就需要维系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和文化合 一。否则，过于高举身份政治，强调彼此不同的人群中，就很难诞生出跨越身份、 信仰、或肤色的有效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福利运转极为良好之时也是社会道德传统相对保守 的年代，这并非巧合。如今，美国的新左派虽然成功让女权、性别自由等话题进入 美国政治的主流，打倒了不少传统的文化成见，但其对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努力却 依然不够，在资本主义和大型企业对公共生活的威胁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第九章）

18、任何群体，包括教会，一旦建立了绝对的敌我区分，或者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二元对立，那就很容易为集权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专权的领袖常用的手段便是塑造绝对的敌人，然后为了打败这个敌人，搁置平时人们坚守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客观真理、科学常识和人之温情。同理，牧师作为带领教会抵御绝对黑暗之人，其本人的权柄也越发不可挑战，否则即是向敌对势力妥协。在这样的群体中，领导人经受不住诱惑，陷入丑闻中，则十分常见。（第十章）

来源：本文选自任小鹏、柏雨成《荣耀与重负——美国基督教历史简述》，由鲍弟兄阅读并摘录。作者英文名：Xiaopeng Ren, Yucheng Bai

本书英文名：Glory and Burden: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