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爱中国》读书笔记

戴德生有一句名言：“如果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

 

戴德生的话，是千千万万来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之内心写照。在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一书中，林立的宣教士墓碑令不信者都为之汗颜。引用余恩思牧师的话，传教士刚来中国时，每有一个中国人信主，就有一位宣教士死在中国。“这是一比一的交换！”

 

在福音广传的今天，我们不可忘记那些不远万里、舍身忘死，只为拯救中国无数灵魂的属灵前辈。而撒母耳·柏格理，就是这千千万万来华宣教士中令人注目的一位。作者阿信弟兄将柏格理比作中国的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把一生献给了非洲福音事业，柏格理也在用自己的生命向中国人传福音，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在英国的一次宣教会上，柏格理受到圣灵感动，愿意为那片东方土地上千千万万的灵魂献身。从此，他在中国的故事便开始了。

 

穿洋过海去往中国，这一路可不简单。然而，柏格理小小的身体里，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能量正是圣灵所加给他的。即便在航行的船上，他和同伴邰慕廉都竭力传扬福音，想让船上的所有人都信靠上帝，乃至于被船上的人称为“狂热的清教徒”。人的灵性和心境，能于小处瞥见，正如耶稣所教导的，“你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哪怕在行驶的船上，他传福音的心志也从未掩藏。

 

传福音的道路从不轻松。我们容易看到福音的果效，却很难想象过程的艰难。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从原本舒适的国内生活切换到艰苦的宣教生活，适应环境的艰难，学习汉语的痛苦，在敌对文化中的各样危险处境，等等。

 

但不得不说，蒙上帝呼召的人，总会得到上帝特别的护持。对西方宣教士来说，学习汉语是一件极其头痛的事，先前的宣教士称：要学会汉语，需要使徒一般的心、天使一般的记忆力、玛土撒拉的年纪。但柏格理极其勤奋，也极蒙恩典，几个月内，就能做简单的交流，并进行初步的演讲。这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和带领，在每一个忠心仆人的身上显现。

 

要进入内地，就必须经长江三峡的水道航行，柏格理的同伴和好弟兄——邰慕廉，在惊涛骇浪中下落不明，几乎丧命。然而，上帝所护理的，一个也不失落。虚惊一场之后，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了。

 

来到云南昭通，邰慕廉又不幸染上天花，柏格理衣不解带、不分昼夜地照顾着自己的好弟兄、好同工，真实地体验到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中所说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这是福音勇士间的属灵情谊，是上帝奇妙护理的显现。但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柏格理本人对上帝的倚靠，对弟兄的大爱，以及基督性情在他身上的彰显。

传福音的道路上，柏格理并不孤单。除了有托马斯·索恩这样为主献身的先行者，有邰慕廉这样的同行天路的弟兄，上帝还赐给了他一位美好的妻子——埃玛·韩素音。“埃玛不仅有古典美，而且能干、机智，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护士学校毕业。”“很快，柏格理爱上了这个美丽爱主的女孩。但他不敢相信上帝会把这样美丽迷人的天使赐给他。他在病床上不断地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他力量和勇气。”埃玛有着于柏格理同样坚定的心志，“成为护士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无论到任何地方，我都会怀着顺服与美好的盼望去面对。”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柏格理与韩素音在基督里结合，彼此扶持，互相补足，一同为福音奔走，结出了美好的果子。

 

一提到柏格理，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想到贵州的石门坎，但柏格理福音事工的第一站其实是在云南的昭通。1883年，托马斯·索恩牧师来昭通开拓。1888年，柏格理来此继续福音的事业。但一直到十年后的1893年，这个约有五万居民的城市，才终于有两名信徒受洗归入基督。对宣教士来说，这是信心的回应，是难得的安慰。但同时也说明，在罂粟花遍地、偶像遍地的云南，绝大部分的人都走向了灭亡之地。比起福音，毒品和偶像更得人的心，这是一件悲惨的事实。

 

今天的大凉山，以贫穷和落后闻名于世，政府为之大兴扶贫工程，亿万的金钱源源投入，无数热心人士挂念于心、劳心劳力，然而当地的境况依然不见好转，大力扶贫带来的果效甚微。其实，在一百多年前，上帝已经藉着祂的仆人柏格理，指出了一条更好的解决之道，即让福音进入大凉山，进入贫穷人的心中。比起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空虚和灵魂的堕落才是更可怕的。今天的凉山，基础建设已经做了很多，当地人也未必真的缺钱，但精神世界和灵魂光景若不改变，到底是换汤不换药。

 

很长的时间内，柏格理把目光放在凉山的彝族人身上，并开始认真筹备移居到凉山去传道。他深深地知道，“除非全体彝族人民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世主，让耶稣取掉他们心中的剑，抹去他们的代代冤仇，否则和平就永远不会降临到这片美丽的土地。”

 

在彝族土司龙涌泉的邀请下，渡过重重险阻——尤其是恶人的谋害，柏格理到访大凉山，传扬上帝恩惠的福音。虽然恶人的敌视依然存在，但柏格理这趟旅程却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他来华将近二十年，与同工每天努力工作，至今只有大约三十个人信主。如今，彝族人甚至愿意他成为四个部落的首领，他们的所有成员都愿意顺服他，成为基督徒。因着对福音的认知，以及圣灵的提醒，柏格理并不愿意以在世间做王的方式传福音。但是，这种热情的回应，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温暖。他几乎要下定决心长居大凉山了。

 

殊不知，上帝对他有着另外的、更大的计划。“当柏格理的眼光盯着昭通西面凉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昭通北面几十公里之外的贵州省北部，一场苗族人民的皈依运动已是风起云涌了。”

 

那时的苗族，政治上处于清政府和彝族土司的双重压迫之下，社会地位也低于汉人和彝族人，完全是“被欺压和被藐视的”。然而，正如哈拿的祷文所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绝境中，上帝的真光照见了他们，真理的道路在他们的面前打开了。

 

在贵州安顺，早有传教士深耕福音，先是白得礼牧师，然后是党居仁牧师接任，福音在贵州的土壤上，如星火般传扬开来。党牧师为苗族人展开了怀抱，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了他们。前来寻求帮助（帮他们解决问题和纠纷）、寻求福音的人，长途跋涉、忍饥挨饿，络绎不绝地来到党牧师这里。党牧师的接待能力毕竟有限，考虑到柏格理与邰慕廉离这些苗族人更近，于是介绍苗民们去找柏格理他们。带着党牧师的介绍信，以及一颗颗寻求和渴慕的心，他们找到了柏格理。

 

一开始是四个人，后来是几十个人，再后来到了数百人，最多时竟多达一千人。“柏格理竭尽所能地接待他们，让他们觉得到这里，就像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柏格理知道，一旦这些人感到接待他们的人有一丝不情愿，、对待他们有一丝轻视、他们的心灵哪怕受到一丝伤害，他们就会把刚伸出来的向上帝求助的手缩回去。”

 

听到耶稣的故事，得知耶稣的救赎大恩，苗族人的脸色和眼神变得无比欢快和明亮。上帝的爱、耶稣的性情、福音的大能，深深地打动了这些人的心。虽然他们还不完全明白，但他们有一颗宝贵的、愿意渴慕和寻求的心。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却少。感谢主，上帝为广大禾场预备了很多像柏格理这样忠心的仆人。

 

就这样，柏格理的事工重心转到了贵州西部的苗族地区。千万人奔向灭亡而不自知，柏格理和他的同工们在昭通传了多年的福音依然收效甚微，而无数的苗民却主动寻求福音的光照。这是多么震撼的反差，又彰显着上帝多么奇妙的恩典。

 

乌蒙山，威宁，石门坎，从此将走进世人的视野。不因别的，只因福音在这里开花，结出了令人惊叹的果子来。上帝藉着柏格理和他的同工们，在这片不起眼的山区，掀起了属灵的热潮。苗族人争先恐后地寻求和信靠福音，成百上千的人要求受洗。在上帝的带领下，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了教会。他为主奔走，不辞劳苦；他培养同工，建造教会；他创制文字，翻译圣经；他建立学校，教育民众；他经历艰险，几乎丧命。然而，他从未忘记过上帝在自己身上的命令，从未轻忽过自己所承载的福音使命。

 

在这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柏格理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重复福音的真义，绝不为推进事工而讨好民众、屈从文化，绝不在真道上打折扣。他深知，自己来，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得人的称赞和拥戴。第二，深入乌蒙山的过程中，柏格理遇到的艰难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从未退后，而是倚靠圣灵，不断前行。

 

1915年，柏格理长眠于他服侍的土壤——石门坎学校后面的橡树林。在他的墓碑上，有这样一副对联：牧师诚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总括。

 

柏格理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福音事业。在贵州苗族的土壤上，在石门坎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地方，柏格理留下了厚重的身影。将来的筵席上，必有这样的话对他说：你真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